九游娱乐-罗马与塞维利亚将竞争J-拉杜Nesta

2024-06-24 15:26:00 五大联赛 179℃ 0

《西班牙的灵魂》罗马与塞维利亚将竞争J-拉杜Nesta，[美] 约翰·克罗著，庄安祺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1年6月版。

西班牙的性格如何在漫长的“收复失地运动”中被重新塑造？

从佩拉约在722年于科瓦东加谷的山区击败摩尔人起，直到1492年费尔南多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攻下格拉纳达为止，这段时间被称作收复失地运动（La Reconquista），前后跨越8个世纪。这是西班牙独一无二的历史，其他欧洲国家都没经历过类似时期。这不仅是对抗占领西班牙土地的外侮，也是反抗他们不肯接受的伊斯兰教的战争。中世纪历史的两大动力是战争和宗教，而在西班牙，这两股动力融合在一起：宗教战争。的确，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初的几个世纪，获得土地、财富和奴隶或许比击败伊斯兰势力更重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地位成罗马与塞维利亚将竞争J-拉杜Nesta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促成转变的是穆斯林本身，因为狂热穆斯林阿尔摩拉维德人和阿尔摩哈德人相继在1086年和1146从北非入侵，造成反弹。

西班牙史学家都认为，收复失地运动让西班牙的历史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但他们对这个运动塑造西班牙历史的程度和方式产生了分歧。当今两位西班牙历史大师卡斯特罗和桑切斯-阿尔沃诺斯，已对此论战数年。尽管两人争论时偶尔吵得很凶，其实双方的观点并没有那么不同。

卡斯特罗明确指出，穆斯林绝非容易应付的敌人，所以收复失地运动必定如此：“收复失地运动是织布机，西班牙的历史就在其上编织。”而桑切斯-阿尔沃诺斯则断然声明：“我认为收复失地运动是西班牙历史的关键……让我们回忆一下《阿比达编年史》（Chronicle of Albeda）里的话：基督徒日日奋战，不分昼夜，一直坚持了8个世纪。”在此期间有过短暂的和平，很少会超过十几二十年；基督徒之间会发生战争；摩尔国王之间也会发生战争，甚至基督徒和摩尔人还会相互结盟，对抗其他基督徒和摩尔人。尽管这些历史事实无可争议，但收复失地运动的主轴，一直都是西班牙基督徒对抗西班牙穆斯林，是十字架与剑对抗摩尔人的新月。

西班牙性格就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重新塑造。教会许诺战死的人会进天堂，胜利的士兵也能靠掠夺战利品致富。人们就为了这种“基督精兵”的理想出生入死。如果上战场能获得更大更崇高的报酬，谁还要用双手劳动？个人的英勇和信仰成了新西班牙的基石，在移动的边界背后，一个新国家慢慢成形。收复失地运动始于722年的科瓦东加，源自阿斯图里亚斯和坎塔布里亚山民“ 对自由的热爱”，那里的山民曾在公元1世纪让奥古斯都吃了一番苦头。这些战士不是西哥特人，而是更古老西班牙人繁衍出的后裔。这群吃苦耐劳的人，日后将涌向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平原，重新填满这片被遗弃的土地。他们的精神将塑造西班牙的性格。

边界不是一条固定的分界线，也不是稳定地向南移动。边界始终是不确定的，“只要基督徒赢得胜利，占领了主控山谷入口或能掌握平原的城市，或者摩尔人自己有了危机或相互交战”，这条边界线就会向前推进，但也随时可能退后。因此，界线的移动一直来回反复，但来自北方的势力总是较强。

公元722年，基督徒被围在坎塔布里亚山后，这山是他们的防御线。随着越来越多基督徒抛下南方的农场和家园从军，他们的人数稳定增加。科瓦东加一役后，摩尔人非常愚蠢地决定入侵法国，结果第二度被查理·马特打败。如果当初他们乘胜追击，追入坎塔布里亚山脉，今天的西班牙即使不是伊斯兰国家，也可能会是伊斯兰-基督教社会。摩尔人在法国吃了败仗后，意识到他们扩张过度，开始向南撤退。这次撤退使他们回到杜罗河（Duero River）谷地以南，当地居民已放弃了这块领土，撤往坎塔布里亚山后更安全的地区。因此，两个阵营之间，多年来存在一片荒野，沿杜罗河谷延伸，完全没有人居住。西班牙基督教统治的边界慢慢向南推进，进入这些渺无人烟的平原，而摩尔人则会发动突袭。边界就是这样形成的。不久，边界就不再只是一个不确定的地理界线，还成了非常明确的心态的象征。

当然，持续了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并非不曾间断的战争——没有人能忍受这种日子。这几个世纪里，除了对立，双方的社会和文化力量也互相作用和融合。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基督徒和摩尔人，连续不断地从事人类生活的两大行为：战争与欢爱。这是两种征服形式，也是两种亲密的形式。战争和肉体的亲密经常携手并进，可见后者并不是只能在平和的日子发生，也许在西班牙的形成过程中，爱的创造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和杀敌同样重要。

佩拉约获胜的地点阿斯图里亚斯，是西班牙北部的头一个基督教王国。公元791 年，该国在奥维多建立首都，不过在此之前，阿斯图里亚斯王朝已经存在。必须强调的是，这不是西哥特王国的延续，而是土生土长的一个王朝，植根于西班牙大地。接下来诞生的王国是加利西亚和莱昂。900年的时候，基督徒已走出了他们的山脉，散布到南方的莱昂平原。到了914年，他们觉得不再需要以山脉屏障自我保护，于是团结各王国，把首都迁往莱昂，建立了一个莱昂王国。现在主动权明显落入基督徒阵营，摩尔人再也占不了上风了。

正如莱昂是阿斯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向南拓展的结果，卡斯蒂利亚也来自莱昂向南的扩张。起先只是个小公国（约900年）的卡斯蒂利亚，经过一两个世代，变成了一个不愿向任何人低头的战士之地，无论是向基督徒还是向摩尔人。史诗《费尔南·冈萨雷斯之歌》（Poem of Fernán González）叙述了卡斯蒂利亚脱离莱昂独立的故事，13世纪的史书《西班牙通史》也复述了这段故事。

卡斯蒂利亚人的偶像，伟大的战士费尔南·冈萨雷斯伯爵曾带着“漂亮的鹰和俊美的马”来到莱昂国王宫中。国王非常喜欢，问能否购买。伯爵依当时的宫廷礼节说这两只动物不卖，但“既然国王这么喜欢它们，他很乐意送给国王”。国王也按当时的礼节拒绝馈赠，除非对方接受回报。国王答应付给伯爵1000银币，双方也订下了付款日期，而且都同意迟付几天款项就多加几倍。3年过去了，金额成了天文数字，国王无力偿还，于是准予卡斯蒂利亚独立。这故事虽不足为信，不过当时的礼节和国王不按时付款一事，完全符合西班牙人的性格和所描述的事件。

冈萨雷斯是卡斯蒂利亚的第一位大英雄，他正面遭遇所向披靡的曼苏尔却不露丝毫畏惧。卡斯蒂利亚的士兵已经和最强的穆斯林战士不相上下。卡斯蒂利亚在忧患中诞生，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来到这里的是最勇敢的山民，他们离开家园的保护，为追求荣耀踏上冒险之路。卡斯蒂利亚就像巨大的装甲纵队，一边深入钻探摩尔人的疆土，一边慢慢地积聚力量。卡斯蒂利亚军鲜少失败，赢得了许多惊人的胜利。最终，他们促成收复失地运动的实现。为了在开阔荒凉的平原上保护自己，他们住在一排城堡里，组成了基督徒领土的南部边界，并由此得到卡斯蒂利亚之名，意为“城堡之地”。

与收复失地运动有关的电影《万世英雄》剧照。

西班牙的其他基督王国是莱昂、纳瓦拉、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总共5个。在收复失地运动初期，这些基督王国之间的互斗，和他们对抗摩尔人一样频繁。曼苏尔入侵莱昂时，卡斯蒂利亚人欢欣鼓舞，而卡斯蒂利亚遭到同样命运时，莱昂人也兴高采烈。纳瓦拉受到攻击时，两国都雀跃不已。在那个年代里，España一词指的是半岛上的摩尔人领土。基督徒提到自己的国家时，称之为莱昂、卡斯蒂利亚、阿斯图里亚斯等等。不过，几个世纪过去，他们终于学到教训，时至1230年，西班牙只剩两大基督王国，莱昂-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加泰罗尼亚。两国在将近一个半世纪多之后，合并成一个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王国，象征着整个基督教西班牙的统一。正是这最后的统一王国打败了摩尔人，把他们从最后的据点格拉纳达赶走。

摩尔人在不知不觉中教会了西班牙基督徒如何在与他们的对抗中胜出。摩尔人不仅展示了团结本身的不可或缺，还示范出如何实现团结—通过充满活力的宗教号召。摩尔人自己是由许多不同民族组成的群体，包括了阿拉伯人、也门人、柏柏尔人和叙利亚人。他们因为7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而团结在一起，并成功地将宗教与战争融合，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犹太人的宗教哲学涵括了人类和宇宙的重要架构，进一步促成了基督教概念的形成。这个概念和信仰最终把民族主义和宗教焊接起来，确立了后来的教会国家。换言之，宗教将成为武器，成为两个文明史诗般对抗中最强大的武器。

卡斯蒂利亚人对西班牙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卡斯蒂利亚是中世纪西班牙的驱动力。莱昂代表的是保守主义，它在军事行动中已无力主宰；它象征的是传统，是由西哥特法律统辖的西哥特君主政体。而卡斯蒂利亚总是处于危险之中。它反抗莱昂，随后两国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导致了许多势不两立的冲突。卡斯蒂利亚人憎恶那本被称为《法律集》（Fuero juzgo）的西哥特古法典，传说布尔戈斯街头曾点燃巨大的篝火，烧光了所有副本。

卡斯蒂利亚人生性好战，他们很重尊严，举止严肃；他们自立自强，不服权威。卡斯蒂利亚的法律以习俗为本，是普通法，是社会大众认可的法律，展现群体生活的习惯和风俗，就连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为早期的卡斯蒂利亚社会带来了简陋但真实的民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更加重视习俗的法律，而非国王的专断擅权。阿方索六世在11世纪出于一己之意就流放熙德的事件，在一个世纪之后是不可能发生的。

若说莱昂代表了传统的退浪，刚从摩尔人手中夺回的卡斯蒂利亚边疆则是一个无人地带，涉足依然存在风险。中央政府必须鼓励人们到此扎根，建立家园城镇。为使人在此定居，开垦者可获得称为“福埃罗”（fueros）的优待和好处。他们享有当时在西班牙其他地方不存在的个人自由。体现边疆城镇居民的权利、特权和义务的许多“福埃罗”，适用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那个时代，西班牙人未必非得是基督徒。

威廉·阿特金森（William Atkinson）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历史》（History of Spain and Portugal）中指出，在8世纪到10世纪只有12种“福埃罗”，11世纪增加到45种，然后在12、13世纪达到600种，这两个世纪增加的数量几乎均等。这个数据清楚显示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状态。新建立的城市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带来另一元素。贵族向来是国王的心腹大患，他们拥有大片土地，而且很自然地和同为大地主的教会和军事修会结盟。他们对王位的继承常有异议，而他们的支持往往决定谁能戴上王冠。卡斯蒂利亚诸王发现自己陷在这张网中，因此设法与城镇的平民结盟，即使不能立刻冒险与贵族摊牌，至少可以制衡贵族的力量。借此国王得以逐步削减贵族的力量，让他们弱化为王权旁边的阴影。古西班牙议会称为“科特”（Cortes），将平民拉进国家政治体系，借此平衡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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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科特”于1162年在阿拉贡成立，莱昂的最早可追溯至1188年，卡斯蒂利亚的第一个“科特”在1250年成立。因此，最早的西班牙议会比英国议会（1295年）早了133年。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的民选市议会在1220年左右双双出现。只可惜在彻底征服摩尔人以及建立宗教裁判所之后，中世纪生机蓬勃的新生民主便无以为继，转而走向中央集权君主制。

西班牙如何管理收复后的“失地”？

随着13世纪的到来，收复失地运动获得骤然的动力。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八世于1195年惨败给摩尔人，部分原因是莱昂人的临阵退却。如今他重整旗鼓，做好了大力反击的准备，甚至说服教宗替他宣布“十字军”号召，招募国际义勇军。他明智认清卡斯蒂利亚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获胜，因此再1212年于托洛萨平原发生的战斗中，他联合了纳瓦拉、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力量。莱昂再次拒绝出兵相助，但这一回基督徒大胜，对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统治施以致命一击。当地有个牧羊人带领基督徒联军通过以牛头骨为标记的隘口，攀登至摩尔人部落的上方。居高临下的优越位置带来莫大帮助。引导基督徒通过隘口的人于是被国王封为卡韦萨·德·巴卡（Cabeza de Vaca），他的后代之一后来在新世界声名远播。

阿方索的继任者“圣人”费尔南多三世接续这股气势，在1236年攻下科尔多瓦1238年占领巴伦西亚，1248年夺下塞维利亚。只剩格拉纳达还是摩尔人的王国，后者被迫向卡斯蒂利亚缴纳大量贡品。费尔南多三世起初试着把摩尔人全部逐出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但此举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崩溃，于是他被迫反省自己的立场。修正后的宽容政策恢复了过去卡斯蒂利亚宫廷对有才华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的尊重。费尔南多的儿子“智者”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延续并扩大宽容态度，于是当时杰出的学者和科学家，无论宗教信仰为何，纷纷聚集到他的宫廷。

仔细审视1252年的西班牙社会，也就是阿方索十世登上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位时，会发现西班牙基督徒正在经历一段危机时期。以前易受影响的民族性如今终于确定下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西班牙军队奋力向前，士兵们获得荣耀，然而不知何故，这时的西班牙失去了动力，已无余力完成收复失地运动。格拉纳达仍被摩尔人掌控，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都没准备或没意愿挑战它。向前的气势已趋于静止，如今需要一番盘整巩固，才能再继续朝扩张迈进。

想象一下，如果法国人回到美国接管得克萨斯州，或是西班牙人回到美国接管佛罗里达州或加利福尼亚州，他们迎头碰上的会是另一个独特、持久、无法清除的文明。迅速占领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巴伦西亚和附近大片领土的基督徒，正是碰上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城市在穆斯林手中已达550年，人民不再是基督徒，不再是西哥特、罗马或西班牙的后裔，而是摩尔人。他们代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在历史上属于不同的组织结构，有着不同的感受，但现在他们确实“属于”西班牙人。基督徒意识到任务的艰巨，不得不停下脚步思考：该如何处置这些伟大的城市、领土和人民？如何使用他们？诚如“圣人”费尔南多三世发现的那样，如果不好好利用他们，经济会立即崩溃。

电影《哥伦布传》中刚刚收复的格兰纳达剧照。

在很多方面，阿拉伯文化都优于这些基督徒自己的文化。首先，它的技术优势显而易见。摩尔人是更高明的农业学家，更优秀的工程师、建筑师、商人以及瓷砖、纺织品、皮革制品、装甲和剑的制造商；他们住在更好的房子里，有更大的城市，他们的土地收获更丰富，他们拥有的各种物品比西班牙基督徒更多。但物质富裕不是他们唯一的优势。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更广大的读者，他们是更优秀的哲学家、医生、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

因此，卡斯蒂利亚人及其盟友反抗的，是在科技、经济及知识方面皆胜过自己的一个文明。他们赢了。原因既不复杂，也不难找到。西班牙基督徒在一个方面胜过了阿拉伯人，而这方面是两个文明殊死对抗时最重要的关键。他们占上风的是个人的动力、顽强的意志、不知疲倦的精力，以及证明自己比得上任何人的决心，无论是摩尔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他们内在的力量更强大，他们不依赖外部的事物，只依赖自己内在拥有的。每个士兵都是活力十足的宇宙，每个人的灵魂都处在持续的紧绷之下，每个人的信仰都如史诗般坚定。他们向前推进的集体力量不可抗拒。他们带着战士的心态上战场，现在却被迫与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交手。他们创造了一个英勇的起点。

“圣人”费尔南多三世和他的儿子“智者”阿方索，以及后来继承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位的君主，都无法完成这一大业。直到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合作，阿拉贡的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卡斯蒂利亚的女王伊莎贝拉一世联手，基督徒才有了足够力量或团结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如此，那也并非最佳的解决方法。它只是对西班牙这个难题快刀斩乱麻，摆脱掉那里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而已。

这并不表示13、14世纪什么事都没发生。当时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待完成，基督徒也以才智和活力对症下药。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该如何看待这个现在已经属于他们的文化？因为城市、土地、田野和山脉本身并无意义，而是会反映出其居民的特性。就连重新夺回的土地，在受摩尔人控制时也改了名字。著名的贝蒂斯河如今叫作瓜达尔基维尔河，伊斯帕利斯现在被称为塞维利亚。阿拉马（Alhama）、哈恩（Jaén）等数十个城镇都是摩尔人建造的，先前并不存在，甚至连田野也不一样了。所有城市的整体面貌都彻底改变了，变得很陌生。偶尔可见罗马废墟，那是唯一还能提醒胜利者他们的祖先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线索。这项任务浩大而令人生畏，批评西班牙基督徒做得不够好有失公允，其实他们已经做得尽可能好了。

阿方索十世没有畏首畏尾或观望不决；他有优秀卡斯蒂利亚人的毅力和决心，有意把这种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他的任务是让一个西班牙的文化，从希腊罗马、伊斯兰、希伯来，以及基督教和卡斯蒂利亚的根上生发出来，他以坚强的意志和真正的智慧承担了这一任务。他的绰号 el Sabio 意思既是“智慧的”，也是“博学的”。由于在战功方面无法与父亲的战无不克相比，他将在另一个领域率领他的子民，也就是文化领域。他招揽了一批没有任何其他中世纪宫廷能匹敌的专家学者，他将成为西班牙的“ 学者国王”。他很重视文化，这是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方面，也是日后世人会记得的重点。他运用能派上用场的每个人和每种工具，而且这样的人和工具为数众多。犹太人对13世纪中叶的学问复兴贡献卓著，阿方索朝廷中的学者很熟悉阿拉伯书籍，而且认为那是必要的。

之前的那个世纪，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在摩尔人的领土上生活，现在形势逆转，成千上万的摩尔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在基督教王国生活，因此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表现得空前强烈。来自欧洲各地的学者到托莱多考察和学习。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如今又被翻译成拉丁文，以这样的形式传到欧洲各地。犹太专家是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因为只有他们既懂阿拉伯语又懂拉丁语。因此，想翻译某希腊经典的学者，得先找到愿意把其阿拉伯文文本译成拉丁文的犹太人。通常翻译以口头进行，一人朗读内容，另一人动手抄录。难怪有些传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拉丁版本，在风格和内容上听起来有点奇怪。

尽管托莱多宫廷是这次知识复兴的中心，大学在西班牙的兴建帕伦西亚（Palencia）大学建于 1212 年前后，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建于 1243 年前后］进一步激发了中世纪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帕伦西亚大学只持续了几年，但萨拉曼卡大学成为中世纪最伟大的学府之一。就连王子们也被送到这里学习，和其他学生一样坐在冰冷大厅里的硬板凳上。

阿方索十世本人有博学多闻的名声，爱好艺术、科学和文学。他喜欢穿饰有黄金和宝石的丝袍，认为国王在仪表上应和一般人有所区分。阿方索尊重所有的文化人；他免除了所有教师的税金，并让他们享有“绅士”（caballeros）地位。他宽厚对待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并恳请同胞不要强迫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在他执政期间，三大宗教都可以使用白色圣马利亚教堂（Church of Santa María la Blanca，现仍存在托莱多，不过有点修复过度）：周五给穆斯林，周六给犹太人，周日给基督徒。

阿方索十世。

阿方索十世主导了许多著名古代作品的西班牙语翻译计划，包括《圣经》、《塔木德》、《古兰经》、《卡巴拉》（Cabala）、印度寓言故事《卡里拉和丁那》（Kalila and Dimna），以及但丁的老师布鲁内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著的《宝藏集》（Treasure）。拉蒂尼是被派到阿方索朝廷的大使。国王也对天文学感兴趣，出版了两本天文学的书；他还推出了一本关于国际象棋的书，这是西班牙人从摩尔人那里学来的。他对炼金术尤其着迷，刻苦钻研。在历史方面，他监督出版了记载西班牙历史的《西班牙通史》，以及谈七个法律分支的《七章法典》（Siete Partidas）。《七章法典》是部分依据罗马法律累积的法律和习俗，对公民权利义务有长篇大论的道德解释。执政期间，阿方索也宣布卡斯蒂利亚语是王国的官方语言。

尽管亲自下了这道命令，他却以更抒情的方言加利西亚-葡萄牙语，创作了一系列400首《圣母之歌》（Cantigas de Santa María）。赴圣地亚哥的朝圣者将普罗旺斯文化一并带来，其吟游诗人及抒情诗派影响到了加利西亚，于是抒情诗传统在12世纪的加利西亚茁壮发展。博学的国王决定延续这个传统。阿方索为准备歌曲集请来了一群杰出的音乐家、诗人和作家，其中包括许多摩尔人乐器演奏家，以及来自法国的吟游诗人。

中世纪的西班牙显然处在新宗教情感和新价值体系的十字路口。唯有在宗教中，人们似乎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孤身一人，无论他的意志或力量多强大，都终将一无是处。熙德的岁月已经逝去不再回来，这些庄严的话预示了天主教君主费尔南多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的纪元即将到来。圣战还没达到实际的高峰，不过13世纪已清楚勾勒出它的精神。

然而，当时阿方索十世的统治开明宽容。众多犹太人成了杰出的学者、工匠、商人、金融家、银行家和医生，阿拉伯人中也有许多学者、医生、音乐家和农民。犹太人从事的主要是技艺工匠，或者协助上层阶级的管理工作，摩尔人则经常在田里劳作，而且对园艺农事很在行。国王几乎总是有犹太人的财政顾问和帮手，腹痛的人都会去看犹太医生，即使后来禁止犹太人行医后亦然。

时至1300年，西班牙基督徒的心理状态发生了转变，开始歧视劳动的摩尔人和总是在数钱敛财的犹太人。西班牙基督徒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重新占领的家园、在战争中的勇气、在物质上的贫乏、严肃庄重、对疆土和统治永不知足的渴望、全心全意向前的动力——这些都是他们民族的特色。正如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找不到鼓励和平、辛勤工作、开垦田地和贸易商业的贤君，因为这样的君主不能适应西班牙社会的重要架构。这样有条有理、充满效率的统治，适用于整齐的荷兰田地，上面有平和的牛和成排的郁金香。

然而，卡斯蒂利亚却是在原始荒凉的土地上磨炼出了自己的灵魂，经受住了各种苦难；因此对物质的向往、累积，以及为物质工作，完全无法影响到卡斯蒂利亚的性格。不过，谁敢说当中没有任何嫉妒的成分呢？毕竟一无所有者对别人的财产心存嫉妒是人之常情。再加上宗教因素和种族理想（血统纯净最早是犹太人的概念，后来才被西班牙人接收），于是有了宗教裁判所和后来的种种迫害。

尽管博学的国王在文化方面颇有贡献，但若不点明阿方索十世在位时政局的混乱动荡就结束对他统治的分析，将会引起误解。他在位期间，政坛有各种阴谋、反抗、暴动，其中许多参与者都是他知名的贵族朋友，甚至是王室成员。阿方索之妻为政治因素弃他而去，藏身加泰罗尼亚。他的兄弟恩里克、费利佩和法德里克（Fadrique）都起而谋反，就连他的儿子“勇者”桑乔（Sancho the Brave）也因心急篡位而反抗父亲。阿方索国王痛心疾首地说：“我尽可能在各方面尊重桑乔，他却以最残酷的方式侮辱我。我全心爱他，他却要把上帝给我的王国夺走，希望我死。”

这些绝望的文字清楚勾画出西班牙政治的分歧。阿方索十世虽然发现了团结的关键在于宗教，但时机还不成熟，无法派上用场。在统治西班牙时，他也发现让西班牙属于欧洲主流的关键在于学问的复兴，但他对祖国的热爱太过强烈，未能有效运用这个方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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